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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及当代启示

时间:2017-12-22 16:13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作者:方铁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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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边疆既是一条线,也是一块地;是国家安危所系,是中华生命活力的来源之一,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家园。中国的历朝历代经营边疆的历史,也是各族人民捍卫边疆、建设国家的历史。

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及当代启示
【图语:土司制度】

  中国的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边疆地区始终深刻地参与到国家的建构当中;历朝历代政府都高度重视边疆的经营与治理,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的发展。

  边疆既是一条线,也是一块地;是国家安危所系,是中华生命活力的来源之一,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家园。中国的历朝历代经营边疆的历史,也是各族人民捍卫边疆、建设国家的历史。正是在疆域的形成、发展、互动、互相成就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历代政府在边疆治理方面发展出了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治理经验,这些都成为了现代中国可以借鉴的历史资源。梳理历史上的疆域治理过程,是对历史的回顾、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边疆卓越贡献的再现,更有着启迪今天的意义。为此我们邀请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地域呈现我国历史上的疆域治理进程,以此推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专栏,敬请关注。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实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广受学术界重视。近十余年来,一些学者将土司制度置于历朝治边、边疆与历史疆域的形成等新的视域,采用历史时段、整体史、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探讨土司制度的内容及其特点,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与终结的过程,土司制度与历朝治边的关系等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借鉴价值。

  一 、土官土司制度的兴起和发展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及其他南方类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统治制度。土司制度经历了元朝的土官制度、明朝的土司制度、清朝对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等三个发展阶段。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朝廷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各级土司,其职位大小视其所辖民众的多寡而定。土司须向朝廷缴纳规定数额的贡赋,并可统辖一定数量的土军。土司属于朝廷的正式官吏,官职不可随意废除,经批准允许世袭。若履职不善或相互兼并,由朝廷免、降土司之职或予以治罪。一些地区的土司被罢免后,朝廷改派流官管辖,史称“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的前身是羁縻治策。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认为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与王朝的腹地存在明显差别,对之须以相对宽松、灵活的方法管辖。古人称“羁縻”的本意,在于朝廷掌握要害,便能有效控制边疆少数民族而又较宽松随意。在施行羁縻治策的地区,朝廷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势力的强弱,分别赐其首领以王、侯、邑长或将军、都督与刺史等封号,允许世袭其职,世率其民,但并不属于朝廷的正式官吏。朝廷对王、侯等土职的约束相当松弛,并未形成严格的管理制度,处理相关问题亦表现出明显的随意性。此外,朝廷施行羁縻治策通常不指望经济回报,在此类地区仅象征性地征收少量贡纳。

  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地区,大都持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点,认为腹地得到保障王朝才能生存,明确区分“守中”地区与“四夷”之地,恪守“守在四夷”的原则。朝廷治边的目标是实现腹地的安定繁荣,在边陲体现“守在四夷”,做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因此,中原王朝实行羁縻治策有其重要意义。在中原王朝的疆域尚不稳定,边疆、邻邦的界限有时含糊难辨的情形下,中原王朝采用较宽松灵活、在边陲及其以远地区均能适用的应对方式,能在保障腹地安全的前提之下,相对有效地控制或维系边陲及其以远地区,并为双方增进了解创造有利条件,其存在有其合理性。

  羁縻治策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适用范围过于宽泛,易造成边疆少数民族治策与邻邦应对政策的混淆。二是历朝奉羁縻治策为亘古不变之策。从秦汉至唐代,基本上看不出因南北部边疆的差异和不同时期变化而调整羁縻治策的情形。三是羁縻治策源自中原王朝经营北部边陲的经验,未能反映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元以前的中原王朝为防范北方游牧势力南下骚扰与掠夺,驻兵、屯田的重点多在北方,由此形成“重北轻南”的传统。四是未能解决经营边疆地区长期存在的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古代用兵在交通、军粮供应、劳役等方面存在严重困难,元代以前未形成汲取边疆资源以裨国用的传统,致使朝廷在边疆驻守和用兵上耗费巨大。此外,出任边疆的官吏多数来自内地,这些官吏或不愿赴边疆任职,边疆官吏的来源历来是老大难问题。五是羁縻治策未能实现朝廷“以夷治夷”的设想。中原王朝很早便认识到“以夷治夷”的重要。元以前历朝治边的重点在北方,“以夷治夷”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利用游牧势力的矛盾使之相攻。但游牧势力崛起及灭亡十分迅速,草原的局势复杂多变,原先亲近朝廷的游牧势力,可能随即转变为对头。南宋先后与金、蒙古联手对付宿敌,以后却吃盟友之亏即为一例。

  元朝统一云南地区后,推行蒙古草原流行的万户统治制度,但政局动荡不定。至元十一年(1274年),重臣赛典赤受命在云南建行省,乃置路府州县取代万户和千户,并仿照南宋治理广西之法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迅速收到成效。数年后赛典赤去世,忽必烈诏云南省臣尽守其成规。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的政策在湖广行省等地推广,也取得良好效果,进而形成土官制度。土官制度的特点,是元朝将任用土官与设置统治机构相结合,土官任职的统治机构虽仍有羁縻性质,但纳入国家官吏的体系管理。一定级别的土官可统领土军,增强了朝廷维持地方治安和征伐的军事力量。元朝广泛任用边疆少数首领为土官,对土官信任的程度,任命土官数量之多及予权之重均十分突出。凡南方少数民族来降,朝廷视其势力大小,授予首领不同的官职。以后若反叛,平定后仍可官复原职。甚至有多次反叛、多次复职的记载。各级土官也不负期望,对元朝表现出极大的忠诚。

  土官制度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与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的特点暗合。南方少数民族长期居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与居住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存在紧密联系,诸族之间为资源占有和恩怨相报进行激烈争斗,内部矛盾十分突出。另一方面,数千年间外地移民不断迁入,与土著民族逐渐融合,使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类型类似内地,与中原王朝易建立起相互信任。元朝通过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国家官吏,授予其占有土地、山林等资源的合法性,使土官在与其他势力的争斗中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朝廷掌握收回其资源占有合法性的权力,迫使土官奔走效忠,较好地体现了中原王朝“以夷治夷”的策略。土官制度实施后取得明显成效,元朝的统治也深入到此前鞭长莫及的地区。

  明朝统治277年。在南部边疆诸省的农业地区,明朝以卫所的形式大量驻扎军队;在边疆与少数民族聚集区,则普遍推行由土官制度发展而来的土司制度。明朝将土官与流官分开,并严格规定土司的职衔与品级,在基层还设蛮夷官、苗民官及千夫长、副千夫长等职。明廷将土官、土司分为文职与武职,在省和中央的隶属关系不同。若经朝廷授职,即颁发诰敕、印章、冠带和符牌等信物,质地与式样依据级别有区分。对土司的考核、升迁、处罚等管理,朝廷也有严格规定。明朝不仅在南部边疆实行土司制度,还将之推广到湖广地区、东部藏区、甘青地区等社会状况与南部边疆类似的区域,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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