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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抗战经费从何而来

时间:2018-01-10 16:46     来源:人民周刊     作者:南晨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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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几天前见过的红15军团(原为陕北的红军部队)军团长徐海东,就写了个2500元的借条,让杨至成拿着去找徐海东。

中共的抗战经费从何而来
【图语:抗日战争】

  2017年是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在艰苦卓绝、全民奋起的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较量的不仅仅是军事,还是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面对经济实力强大、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面对艰苦异常的抗战环境,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呢?在抗战经费问题上,从依赖外援到生产自救,中共在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自身也走过了一条从发展到蜕变的路。

  初到陕北,毛泽东为中央红军四处借钱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吴起镇。虽说当时红军的目标是北上抗日,可初到陕北,连生存下去都困难。毛泽东、周恩来让当时的红军采办处主任杨至成盘点了中央红军的家底,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只有1000多块大洋。周恩来很着急:这么多人要吃饭,将来还要打仗,从哪里去找钱?

  这时,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几天前见过的红15军团(原为陕北的红军部队)军团长徐海东,就写了个2500元的借条,让杨至成拿着去找徐海东。

  徐海东看到借条后,立即叫人把供给部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他:“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还剩7000块大洋。”“那好,留下2000,5000给中央。”

  第二天,红15军团供给部就派人把5000块大洋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并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而且命令每个班挑一把最好的机枪送给中央红军,就连最精锐的骑兵团,都直接交给中央指挥。

  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又想到了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中共到底领了国民政府多少抗战经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应中共的要求,1937年1月,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后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

  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战后,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1937年度月领经费30万元(法币,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一块银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后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

  新四军方面,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自1938年6月份以后,每月增至11万元。1939年开始,每月另发临战费2.2万元。

  此外,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民政府还分别拨发了20万元和1万元的开拔费。

  但是,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的迅速扩大,再加上物价飞涨,这些费用越来越不够用了。以八路军为例,1940年八路军已发展到40多万人。其间,中共多次向国民政府要求扩大编制,增加军饷,但国民政府始终不予批准。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待遇相差很多。当时,国民党军队师长每月一般发800元,连长发100多元,而八路军师长每月只发5元,连长发3元,即便这样低的薪饷标准也常常不能按时发放。对此,毛泽东激愤地说,“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同(日军)四十个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却只领到七十三万块钱饷”,而且“票子跌价,打个二折半,每人每月不上一块钱”。

  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新四军的军费,则是1941年1月以后停发的,因为这个月新四军领完最后一笔军饷和物资后,就爆发了皖南事变。此后,中共所属部队的经费、给养都靠自己解决。

  对此,毛泽东曾回忆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数十万两黄金送延安

  全面抗战初期,除去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总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

  1937年秋,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的胜利,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各阶层及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捐助。据陕甘宁边区的统计,仅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5个月时间里,海外及后方捐款共达法币130多万元。

  当时,各部队(包括一些敌后抗日武工队、县大队、区小队)的经费不但要自己解决,有条件的还要上缴支援中央。另据八路军供给部的统计,在1937年至1941年,各部队上缴的捐款有账可查的共计892.4万元。

  说起地方对党中央的经费支持,山东的胶东特委贡献很大。招远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可惜七七事变后沦陷于日军之手。为了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常设机构——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矿工们有时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下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

  中共胶东特委还通过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同时,秘运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

  由于一路上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因此选派的八路军战士一般都身穿特制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基本上每人携带10两左右。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招远人民为中共领导的抗战贡献黄金多达数十万两。仅1940年,工会书记苏继光和陈文其等人就秘送两万多两黄金至延安。

  开展生产自救,支援前线

  接受援助之外,1940年春,任弼时还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延安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大生产运动开展3年后,边区财政开支的64%实现自给。为了解决抗战经费困难和边区财政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其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困难;西北盐池、定边、绥德是有名的产盐区,边区政府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如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税收也是1941年后边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

  延安时期的生产自救,一方面解决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中共所属抗日部队的经费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培养了一种自我造血的功能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后者,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1946年,蒋介石用30万大军将6万人民解放军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新四军五师的李先念一再向中央告急:“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虑。”“年关在即,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接济,毛泽东也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4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五师才渡过难关。应该说,没有抗战时期打下的经济基础,各解放区也没有能力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得道者多助。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主动扛起全民族抗战的大旗,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为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无数共产党人以命相搏,血洒战场,得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和支持。

  特别是1941年后,中共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逐步探索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时期也是中共经济管理史上的一个转折期。

  到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力量达到91万人,不脱产民兵20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到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余万。这些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敢于同国民党正面交锋,并最终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中共的抗战经费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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