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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的护国思想与实践(3)

时间:2016-08-17 16:45     来源:江苏佛教     作者:李利安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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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的护国思想与实践在非常的背景下呈现出高度激发与密集展开的态势,成为近代中国佛教护国思想形成与实践推广历程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抗战时期中国佛教护国实践的主要类型

  (一)以传统的护国息灾法会表达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祈愿

  抗战期间中国佛教界举行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表达对抗日战士的激励和对死难者的哀思。早在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祈祷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

  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⑨

  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是抗敌的主要战场,在历次作战中不少爱国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5年8月,华北僧俗就于北平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的佛教徒也纷纷呼应北平,举行护国息灾法会。1936年5月,印光法师应邀到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法师主坛修法,反对日本侵略,祝愿抗战胜利。次年,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1939年,著名高僧虚云提议:

  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⑩

  1942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法师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各地陆续举办的这些法会,同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紧密相扣,对于安慰死难家属、化悲痛为力量、激励继续抗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二) 利用佛教自身国际性优势对抗战的舆论支持第一,对不辨是非、鼓吹军国主义的日本佛教团体和佛教信徒进行了猛烈抨击和强烈谴责。20 世纪上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鼓吹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公然宣扬:

  发扬皇国宗教之本旨,从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并期待着协助确立世界新秩序;献身于宗教报国之实践,以期通过各自职分戮力同心而效天业奉赞之诚。11

  他们向前线派出随军僧,指使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官兵、为阵亡将士超度亡灵,充当日本军队的帮凶。面对多数日本佛教组织和佛教徒昧于佛教大义、甘心受本国军阀的驱使、支持并参与侵略战争的现实,中国佛教徒深感遗憾和痛心。中国佛教徒呼吁日本同仁迅速觉醒,弃恶从善,别再为虎作伥,别再做侵略中国的可耻工具。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界的批判尽管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唤醒日本佛教界的作用,但它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揭露了日本佛教界支持侵略的妄言与恶行,维护了正统佛教的形象,展示了中国佛教坚持真理、抑恶扬善的光荣传统。

  第二,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谬论的批判和野蛮行径的谴责。1932年,日本侵略者企图进犯热河一带。九世班禅闻讯后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12

  “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1939年正月在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深入到各大寺庙拜访高僧,介绍抗战情况,特别是针对日本所散布的中国为反佛教国家的谎言,强调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中央历来尊崇佛教,内地各省佛教素来兴盛。福善法师说:

  吾人以为,战争之所以发生,实由于人类之自私与自大,由于自私,便把自己的利益作为生活逻辑的最大前提,把他人及全世界人类的利益当作附属甚至根本抹煞。由于自大,便自认为是天之选民,而奴役他人,根本藐视了他人人格之存在。

  日本军阀倡导“大日本主义”和“武士道”思想,就是自私与自大的表现。而只有“把这种夜郎自大的黩武哲学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总之,佛教界人士既考虑到民族的大义,又紧紧依据佛教的义理,对日本的侵华行径进行了分析和批驳,有助于人们对日本侵华问题的思考和对民族危亡的深刻认识。

  第三,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与争取国际支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主张或采取实际的措施推动宗教外交。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的抗日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和物力的援助。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策划组织以太虚为团长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越南、印度、锡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国,进行抗战宣传,“设法增进各访问地区政治当局对我之同情,募集救济难民捐款”,“搜集敌人在访问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之材料,并拟具对策”等13。

  由于访问团的努力,缅甸华侨“倍增倾向祖国热诚”,掀起了献车运动,有的“个人独献一车”,有的捐献10部汽车。1940年10月,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乐观法师致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印度、缅甸、泰国等国家,当局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共由5名具有佛学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他们沿途散发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残害中国佛教徒的材料,发表演讲,用亲身参加战地救护的经历,控诉日军罪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募集物资支援抗战

  在国力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只有全社会的支援,抗战才有望坚持下去。1936年印光法师在上海发出献金息灾的倡议,在社会上立即引起积极的回响。为了支援抗战,江苏的许多寺院如常州的天宁寺、句容宝华山的隆昌寺等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广大佛教徒纷纷响应,慷慨解囊。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那时,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为了表彰嘉木样五世的抗日爱国精神,1946年国民政府特赐“疏财卫国”匾额一块,至今仍保存在拉卜楞寺中。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14

  那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而在这些马帮中,有许多人是西藏寺庙派出的僧侣。15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募得国币3.24万元,分别汇给上海、浙江等地的慈善团体、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1938年冬,他再次到南洋一带进行爱国演说,发动筹募“一元钱救国运动”,又为祖国筹集了一笔经费。中国佛教界的抗战捐款活动在当时形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显示了中国佛教界炽热的护国情怀。

  (四)参与抗战后勤工作和直接参战

  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期间的护国实践还表现为各种后勤性工作的全面展开。主要可以归结为五类:

  一是掩护和救治伤员;

  二是掩埋战死人员;

  三是收容救护难民;

  四是承担搬运战备物资;

  五是慰问犒劳抗日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朴初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先后负责收容难民数十万,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1938年的一份报告称,佛教界救护队救护安置的负伤军人和租界难民共有8272人16。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在“七七事变”后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京沪各寺青年僧徒于申城成立了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救护队员100人,编为3个大队,经过一周集训后,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继上海之后,汉口、宁波、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僧侣救护队。淞沪战役结束后,阵亡的中国军人及罹难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法师的带领下,从2月至5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万多具遗体17。湖南南岳的僧人在巨赞、演文、暮笳等法师的带动下,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服务队,在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难民。其中于1938年成立的南岳僧侣救护队由五大寺的120余人组成,道安法师任大队长,大定、智圆任分队长,经过集中训练,每遇空袭,即赴战地救难。地处西北大后方的陕西也于1939年春由西北行营批准成立了“陕西佛教抗战救亡救护队”,奔赴山西中条山、潼关、华阴三个伤兵集中处进行救护工作。皖南事变后,永宁寺住持雪松法师组织了盐城县佛教界抗日救护队,自任教官,以自己会中医的一技之长,救护过不少新四军伤病员,陈毅、刘少奇称他为“革命和尚”。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这些抗战后勤性工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护国实践,为抗战的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脱去袈裟,直接参战。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佛教界也开始将护国实践扩展到直接参战这种罕见的形式。1938年3月2日,山东招远陈言忠利用普云佛教会负责人的名义,树起抗日大旗,称“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一次战役后队伍被击溃,余部由王先春率领投奔八路军。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从1938年秋至1939年春,大约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闽南的宏船法师以出家人的名义加入抗日救护军。由于他宽宏大度,带兵有方,很快就由一般队员升为救护队大队长。江苏省宜兴县龙池山恒海和尚,出家前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佛门修习禅学,深得禅髓。日军进犯宜兴时,他召集僧俗千余人,组建抗日游击队,转战于苏皖等地,屡挫日军,不幸于1938年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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