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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我们为什么输掉了与日本的那一仗?

时间:2016-08-08 15:52     来源:微信feekr_trip     作者:综合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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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最近日本的动作颇多——从炒作非法南海仲裁案,到最新国防白皮书渲染中国军队的威胁;从天皇与内阁的大戏,到最新任命的右翼女防卫相,其政治向右转的态势日渐明显。

 郑永年:我们为什么输掉了与日本的那一仗?
【图语:为什么输掉了与日本的那一仗】

  最近日本的动作颇多——从炒作非法南海仲裁案,到最新国防白皮书渲染中国军队的威胁;从天皇与内阁的大戏,到最新任命的右翼女防卫相,其政治向右转的态势日渐明显。

  中日关系将向何处去?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中找到部分参考。以前有人评论说,相对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之细致与深广,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却似乎一直不够充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是尊重对手,也是尊重自己。

  今天推荐一篇郑永年教授的文章,回顾了日本的崛起、以及当时中日力量的对比与消长,试图从中找到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分权与集权),以及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落败的深层原因。文章略长,但值得一读。本文摘自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我们强调,亚洲战争的发生不仅是因为日本的崛起,而且也是因为中国的衰落。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发生往往不是因为一国的崛起,而是因为另一国的“不崛起”和不发展。那为什么中国衰落了呢?国际政治权力的分配往往并非是一种零和游戏。一个国家的兴起并不一定造成另一个国家的衰落。各个国家可以同时发展。但事实是,由于各国国内的条件不同,各国之间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因此造成了权力分配的不平衡。

  中国没能像日本那样走向现代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的解释包括:

  其一,日本的面积比中国小,容易维持其稳定性。即使在幕府政府时期,日本的统治已是相当的中央集权。在中国,随着中央政府的衰落,地方主义势力愈来愈强。在日本,尽管是地方势力推翻幕府政权,但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非进一步发展地方势力。

  其二,西方列强干扰日本的内政不深,日本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在中国,西方列强不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实际成了毛泽东后来所称的“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国家的独立性使中央政府能计划日本的发展。

  其三,日本国家为军人阶级所控制,而中国则为文人官员所左右。相比文人,日本军人决策更具现实性。中国与日本同样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但日本军人马上意识到日本需要采用和学习西方的武装和军事技术以有效对付西方力量。他们也意识到日本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化。他们甚至认识到,如果对日本民族生存有用,宪法和政治社会制度也是可以采用的。

  与日本的军人阶级相比,中国的文人官员沉湎于中国的文化优越感和种族中心论。几千年的文明阻碍了中国政府对时局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古老的文化价值使得创新成为不可能。学习和接受西方制度和价值往往成为一种大逆不道的事。与此相比,日本从历史上说,较易接受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在五世纪时已广为日本人接受。日本也乐意接受朝鲜的影响。在16世纪,日本欢迎基督教的来临。日本最后拒绝基督教并不因为文化上的不相容,而是因为统治者政治上的考虑。这一传统使得日本在19世纪转而学习西方文明。

  分权

  传统现实主义强调,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各国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但这一观点很难解释甲午中日战争。我们会看到,尽管在这次战争前两国经济发展的确不平衡,但经济的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事实上民族主义传播的不平衡,民族国家建设的不平衡是导致日本崛起和中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我们会看到,中日两国国家建设的不平衡是与两国所采用的不同的发展途径紧密相关的,即日本的集权化和中国的分权化。

  在中日两国的国门被迫被西方列强打开后,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两国的领导人都决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一个曾经强大的亚洲霸主却被一个亚洲弱国所打败。这到底是怎样发生的?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李鸿章到日本求和。日本将军问李鸿章:“十年以前,我和你谈论改革的事。为什么直到现在,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李鸿章回答说:“我国的事务深为传统所限制。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力不从心,没有权力去达到我的目标。我为此深感羞愧。”李鸿章说得也许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结局取决于两国现代化的不同途径。但两国领导人所采用的途径则是国内外因素决定的。

  在现代化之初,两国政治精英首先想到的是把国家变成军事强国。他们看到所有西方列强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先进的武器、能干的军事领袖、海外基地、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这些使两国领袖深信,如果要想强大,必须发展与西方同样的军事实力。这种发展策略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当时国际关系处于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国家互相敌视,把其他国家看成是潜在的敌人。同时各国以是否能在战场上取胜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实际力量。正如肯尼迪指出,各欧洲国家及后来的美国,都以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能力。

  这一国际环境对两国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历史学家简伸(MariusJansen)指出,“在中国和日本,现代化是在西方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阴影下展开的。这就产生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因素,推进变化的到来。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动机基本上是防卫性质的。现代化是在枪口之下来到东亚的。这一外在的挑战表明,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在于民族的生存。这并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因为如果不现代化,那么就是灭种。”

  文明

  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在传统上用文明来规定国家,但这里必须作一些区分。的确,中国政府官僚、知识分子自认为中国是一种文明,而非一个军事国家。就是说,政府统治国家依靠的是文化而非军事力量。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军事力量的概念。

  中国人界定自己为“文明”,这种“文明”是有范围的,即指的是长城以内。中国人对军事力量的长城以外的作用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但是,长城以内所发生的事情必然对长城以外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到了19世纪,中国人对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被视为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根本。一方面,太平天国的实践表明,军事力量是国家生存的最后依靠。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团体,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只有军事力量才能保持中国的统一。另一方面,在同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中国人慢慢认识到,要得到西方人的尊重,中国必须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只有军事力量才能加强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迅速展开。至中日甲午战争前(1894年),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已超过了日本。中国有大约350000人的正规军,日本有60000人。中国海军有军舰71艘,日本只有28艘。中国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给许多西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日开战以前,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必定能赢得胜利。

  但中国竟败于日本。为什么?尽管有很多因素促成这一结局,但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现代化所走的途径本身,即分权。

  1904年,一位日本将军在总结中日战争时说:“如果有一位强有力的皇帝,中国的改革就会比日本的改革更容易。在中国,各地的法律制度都差不多。皇帝具有最高的权力,对其帝国具有直接的权力。货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集中化的。军事制度采用征兵制,并且是集中化了的。税收制度也是如此。因此,从理论上说,任何事情都可按规定的方向改变。”的确,中国的制度是高度集中化了的。但中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皇帝。中国皇帝不可能依靠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央政府唯一能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分权,即让地方或社会担任现代化的主角。

  自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面临一种难以解决的困境:中央政府的持续软弱决定了分权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但分权产出极大的地方压力要求参与政治过程,政治参与进而限制了国家决策的自主性,从而进一步缩减了中央的权力。

  因此,“每当政府的正式结构无能对付新的社会问题时,就为地方精英提供了种种获取权力的机会。这种情况导致了地方精英对地方政治的深入参与。”当地方精英深入地方政治时,他们不免产生强烈的要求不仅参与地方事务,而且要参与国家政治事务,至少在中央政府决策时考虑地方的意见。地方政治参与因此不仅改变了政府内部的权力分配,而且也改变了国家的总体结构。这就导致了一位学者所说的“私人负责公共功能”的情况,从而使中央政府难以有效地组织国家资源,落实国家政策。

  军队

  的确,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首先是为了对付国内的无秩序,其次是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面临不断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清皇朝感到国家的生存本身已受威胁。于是开始建立新的武装力量。但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地方担负起这一责任。中央政府把权力下放到地方,让他们组织地方军队为国家效力。新的军事领袖享有极大的地方自主权,他们能独立于中央政府决策。他们被容许在自己的亲属、朋友和同学中挑选自己的下属。就是说,地方军事首长自己控制征兵、任命和提升,他们因此获得了下属的高度忠诚感。地方军事首长甚至有权采取措施来满足军队的财政和行政需要。因为把中央权力下放给了地方,清皇朝的军事建设并没有造就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

  李鸿章的淮军是1894年中国和日本战争的主要兵力。但淮军最初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军的地方军队,到了后来才被承认为国家军队。即使其变成国家军队后,淮军仍旧保留其地方主义的色彩。淮军的战斗力仍然取决于下级对其上级的个人之间的忠诚。所以说,只是在清朝正式承认它这一意义上,淮军是国家的军队。军队官员的招收和提升仍然在地方层次进行,军队的各部分的指挥官之间的关系是朋友之间的关系而非制度化了的关系。另一方面,分权也弱化了中央的权力,特别是财政权力。中央政府无力为其军队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在1885年,李鸿章为了节省财政,在其45000军人中裁减了10000人。

  中国海军的命运也与此差不多。19世纪60年代,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建议下,福州船政局成立。1875年后,海军船只也开始从欧洲进口。这些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主力。1885年,海军部成立,表明中央政府要对海军实行统一集中的政策和管理。然而,事实上,李鸿章本人仍然紧紧地控制着海军。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朝廷的财政危机,不能向国外购买船只,北洋海军只好依靠关税和很小一部分其他税收,中央政府无力提供有力的资助。

  中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一支现代国家军事力量。尽管这支军队远较欧洲的国家军队落后,但建立军队这一事实表明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认识到军事力量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中国人开始接受“国防”这一概念。但是,这些新思维很难在一个旧的体制内得到实现。

  集权

  日本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日本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主要特点是中央集权化。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军事现代化问题,以和中国作一比较。从日本军事现代化的途径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军队是如何优越于中国军队。同清朝官员一样,日本明治领袖也把现代化的重点放在军事上。

  最初,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也经常受到挫折,因为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仍然只有封建制下的地方武装力量。但与中国的儒家官员不同,日本的政治领袖都有武士背景。他们深深懂得如果新政府要对付来自国内外的威胁,军事力量必须国家化和集中化。

  1871年,日本废除了封建制,随后又采取种种措施使军队集中化。日本明治新陆军由6000人组成,要知道,他们都来自各藩,在推翻幕府政府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一情况和中国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况差不多。但此后,随着明治领导人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央集权化运动,两国的军队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日本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建设现代国家军队必须有某种外在压力的存在。他们就把俄国视为假想敌,以提高军队的效率。在明治领导人看来,日本军队的落后是必然的,因此日本必须做极大的努力去赶上西方国家。同时日本也开始了建设海军的过程。明治政府以从幕府政府没收来的船只为基础,以俄国为假想敌来设置海军的发展。从用一个假想敌来计划军队的发展说明日本人已经接受了现代军事思维和方法。

  所以,即使中日两国领导人有差不多的现代化思想和目标,即富国强兵,但现代化的不同途径,即中国的分权运动和日本的集权运动导致了极为不同的结果。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的一位主要指挥官把中国的失败归之于中国陆军的地方主义。

  他说,“我发现李鸿章军队的一个主要弱点。这一弱点与日本明治维新时碰到的类似,即不同封建领主下的封建家臣。同样,李鸿章的弱点是,他不仅从他的家乡招收兵力,而且还从那里招收军官。所以,一旦他军中的某一军官出了事,他就不能从其他将军下招收替补官员。李鸿章必须在其家乡招收新军官。”但是如果不把中国军队的弱点归之于整个政治制度,那是不合理的。

  另一日本军官事后对李鸿章说:“你陆军和海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主要因素。只要人们能公正地看问题,就不难发现这一因素。你的国家现在的状况并非是几个掌权人物的过错,而是政府制度的结果。你知道日本天皇不得不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你的国家也必须采用这种新方法。如果你的国家照此做了,她就会变好。但如果她拒绝这么做,或早或晚,她会变得不可救药。”

  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深深地受传统制度的制约。李鸿章在国际关系上是一位十足的现代现实主义者。与其他中国官员不同,李鸿章对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并且以极大的努力促使军事现代化。他因此被视为东方的俾斯麦。中国失败的事实表明,国家建设经常不是个人意志决定的。

  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途径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就是说,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再者,中国的失败对中日两国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以后,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兴起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战后,中国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相当于3.6亿日元。就是说,1895年中国不仅支付了日本所有的战争支出——相当于2.47亿日元,而且也为日本提供了国内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所以一位史学家指出:“毋庸置疑,日本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赔款、中国资源丰富的领土、易于贸易和投资的市场。没有1895年的赔款,没有台湾领土的割让和辽东半岛的租借,没有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迫使中国降低关税,另一方面不让其他外国商人和工业家进入中国,日本的工业化会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要慢得多。”

  现代化

  但是,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途径。那就是,中国比日本富裕,但日本能更有效地组织资源。这就是说,中日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并不是因为日本国内的高速经济发展,而是我们所强调的两个国家建设的不同途径。事实上,直至1800年,中国也许仍旧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的人口、工业产品和自然资源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但一个世纪后,情况全然不同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其产出只占世界的6%。这并不是中国所能控制的,因为这主要由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迅速发展的世界贸易。

  但这时日本比中国更落后。在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人口增长了50%,但可耕地并没有增加。日本的矿产资源尤其贫乏。在中日战争中日本需要大量的铁用于营造加农炮,但国内只能提供10%。中日战争前,日本只有煤是自给的。就工业化来说,至世纪之交,日本在工厂做工的人数大约是100万,和中国相仿。日本比中国先进的是铁路的营造。为了提高国家的整合度,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全国造路运动。

  但即使这样,中日战争前夕,中日两国的铁路长度相差不多。当时,西方各国已经把铁路和国家的战略考虑结合起来,或变成了国家军事计划的一部分。日本注意到了这一点,对铁路进行重新组织。而中国没有这样做。事后证明,中国缺乏全国性的铁路网是中国军事整合的一大障碍。

  再者,日本的军事现代化与其经济现代化是紧密相关的。对战争的准备促进了日本钢铁工业、造船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军事力量使日本能够打败中国,获得大量的赔款,使得日本的工业起飞加快。并且一旦当日本对中国建立了军事上的优势,日本就无可阻挡地计划对中国和整个亚洲实行殖民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衰落的证实和日本霸权的兴起。对中国来说,战争的失败一方面丧失了国家的主权以及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应当如何去建设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在中国,政治民族的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郑永年:我们为什么输掉了与日本的那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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