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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古人法度 不失自家风貌

时间:2019-05-06 15: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孙晓涛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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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书法实践上,梁启超一直没有中断过毛笔书写,坚持书法临摹日课及书法创作。

遵守古人法度 不失自家风貌
【图语:梁启超书法】

  梁启超学识渊博,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均有专门著述。此外,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在书学理论和书法实践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只不过他在书法上的成就被他宏富的学术成果掩盖了。

  平正通达的书学理论

  梁启超关于书法的论述虽然不多,但却不容小觑。他对“书法”的见解,散见于他的著述、演讲、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以及为各种书法碑帖所作的题跋中。

  《书法指导》是梁启超唯一专论书法的文章,这是1927年他在清华园教职员工书法研究会上的演讲稿,由其学生周传儒记录整理而成。这篇一万字左右的关于书法学习的演讲稿,显示出他对书法的痴爱和独到的书学见解,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书法教育思想明显受到其师康有为的影响。《书法指导》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即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书法在美术上的价值、模仿与创造、碑帖之选择、用笔要诀。在“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条目下,梁启超总结了学习书法的七种优美便利处,即可以独乐;不择时,不择地;费钱不多;费时间不多;费精神不多;成功容易而有比较;收摄身心。谈到书法在美术上的价值,梁启超认为这表现在书法具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个性的表现等方面。

  梁启超主张书法学习要“模仿”,他认为“模仿是必要的,由模仿可以到创造,无论单学一家,或多学几家都可以。但是最初的时候,不要走错了路。赵、董、柳、苏、李几家,最不可学。用为几十种模范中的一种,尚还可以,起初从他们入手,以后校正困难。顶好是把他们放在一边,不学才对”。对于该如何模仿,梁启超进一步阐释说,“模仿有两条路”,即“一、专学一家,要学得像”;“二、学许多家,兼包并蓄”。模仿书法时,梁启超认为“分期临摹”更有效。他说:“模仿若干种,分为若干时间,学这种时,不知那种,学那种时,不知这种,专心专意,不可参杂,参杂则不成功。从前人教人读书,有两句话,‘读《易》时觉得无《尚书》,读《诗》时不知有《春秋》’。这是表示专一的意思。不专不读,读则专一。写字亦然,模仿一种,把结构用笔,全学会后,才换第二种。依我的经验,一种碑,临十遍,可知他的结构及用笔。譬如一千字的碑写到一万字,就把结构用笔,都得着了,得着后,换第二种。”

  选择碑帖时,梁启超建议选择若干风格相反的碑帖练习,方笔、圆笔的碑帖应交替着模仿,这样可以形成风格互补,有助于提升个人的书法水平。对于书坛的“碑帖之争”,梁启超认为“好帖难找,不如临碑。碑有六朝碑和唐碑两种”。有名的唐碑也不易找,且翻刻本较多,因此,梁启超建议学唐碑不如学六朝碑,并认为六朝碑“迹真字好”“物美价廉”。尽管主张学习六朝碑,但梁启超“尊碑”但“不卑帖”,“尊魏”但“不卑唐”,也不否定唐代书法家的成就,说:“书家如欧(欧阳询)、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李(李邕)、颜(颜真卿)、柳(柳公权)之徒,亦皆包北碑南帖之长,独开生面,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可见,梁启超对碑帖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走的是“碑帖互补,兼容并蓄”的路子。

  卓然成家的书法艺术

  在书法实践上,梁启超一直没有中断过毛笔书写,坚持书法临摹日课及书法创作。他的书法学习,初从唐楷入手,后攻魏碑、汉隶及章草。他在年轻的时候,想得翰林,也学过一段时间的翰林字,因此,写字“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

  梁启超的楷书在欧阳询欧阳通父子楷书基础上,融入魏碑书法。梁启超一生对《张猛龙碑》钟爱有加,在其流亡日本的14年里,仍把《张猛龙碑》带在身边,临写不辍。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的《张猛龙碑》,碑文书法用笔方圆并用,结字长方,笔画横平竖直,变化自然合度,妍丽多姿,是公认的后期魏碑的佳作之一。清代金石家杨守敬评曰:“整炼方折,碑阴则流宕奇特。”又云:“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此碑列为“精品上”,并曰此碑:“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为正体变态之宗。”梁启超多次临习此碑,1911年9月间他在《自临张猛龙碑》跋中云:“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小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梁启超全集》第9册)

  梁启超在汉碑隶书的临习与创作上投入的精力最大。其临习的汉隶碑版主要有《礼器碑》《张迁碑》《乙瑛碑》《曹全碑》《张寿碑》等。《张迁碑》是汉碑中拙朴一路书风的代表,结构严整,端正朴茂,字形方正,结体独具特色,棱角分明,笔法凝练。此碑初看似乎稚拙,细细品味才见精巧,章法、行气也见灵动之气,沉着有力,古妙异常,是拙与巧完美结合的代表,备受书法界的推崇。梁启超曾以扇面、条幅等不同的书法样式临习过《张迁碑》。梁启超临的《张迁碑》,没有被原碑的方折雄浑所笼罩,而是用笔内敛,着重强调了碑刻硬朗的一面,临作充满了文人的书卷气息和儒雅味道。

  梁启超还用心学习行书和章草。他对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欧阳询的《张瀚帖》《梦奠帖》等行书字帖都曾勤加临习。他的行书代表作是行书诗页《半山绝句》,这件作品包括《金陵即事》《乌塘》《午枕》《题画扇》《清明》等五首七言绝句。1925年以后,梁启超除临习王羲之《十七帖》外,还受挚友余绍宋的影响开始研究章草。余绍宋把自己珍藏的《急就章》《月仪帖》借给梁启超临习。梁启超曾用章草抄写了《千字文》。1927年,他用章草书写了范成大的诗《章草范成大诗轴》赠给朋友。

  此外,在梁启超的存世书法墨迹中还有少量的篆书作品。他曾临习过汉碑篆额,他的篆书作品多见于一些碑帖的署款上,如他曾用篆书《孔彪碑》拓片题写碑额。他的书法活动也体现在他对金石拓本的搜求和在碑帖上题跋等方面。

  梁启超无意做书法家,但凭着对书法的喜爱,在繁忙的政治与治学活动之余,用心于笔墨,毫无懈怠,最终卓然成自家风貌。沈从文评价梁启超的字“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沈从文全集》第3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这一评价是十分到位的。他的书作是典型的文人书法,温润、含蓄而又具刚健、遒劲的美感,蕴涵着浓郁的书卷气息和儒雅之风。遵守古人法度 不失自家风貌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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