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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华典籍外译历程与革新方向

时间:2018-12-03 1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吴长青 何明霞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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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华典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也是促成文化互通进而实现民心相通的有效方式。

浅析中华典籍外译历程与革新方向
【图语:中华典籍】

  中华典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也是促成文化互通进而实现民心相通的有效方式。然而,若要确保外译后的典籍仍为“经典”,继续广为传播,典籍外译需做好译文文本、受众需求及传播媒介三个方面的工作。

  典籍外译的发展过程

  新航道的发现,拉近了古代中国与西方的距离。明朝末年至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的传播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为开端,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哲学、天文、物理、数学、化学、医学等思想传入中国并达到巅峰,这一历史现象被称为“西学东渐”。值得关注的是,利玛窦于1605年编著的《乾坤体义》被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与此同时,他亦以拉丁文翻译了《四书》,在西方流传400余年。追溯西学东渐的历史同样是在挖掘“中学西传”或界定中华典籍外译的历史源头。

  利玛窦之后的17世纪至20世纪初,西学渐次进入中国的同时,大量中华典籍也被译为外文并传入西方。17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典籍译本当属比利时神父柏应理于1687年翻译并注入了个人观点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后被誉为“儒学西传的奠基之作”。英译方面,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自1861年至1886年,历时25年,完成《四书》《五经》28卷本的《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并在西方出版发行。不仅如此,理雅各还在出版序言中详细阐释了译者对中国传统哲学儒、释、道的看法。法文及拉丁文译本方面,法国传教士顾赛芬耗毕生精力翻译了大部分中国古代典籍。顾赛芬对待翻译的态度非常严谨,特别注重遵从原文,翻译的作品几乎不注入个人观点。德译方面,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中学西传”方面功不可没。卫礼贤不仅有大量德译本的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和《列子》等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等中国文化通识性译本出版。20世纪之前的中华典籍外译译者多为熟谙中文及中国文化的传教士,译作则以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为主,史学、文学、艺术等典籍为补充。除以上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译本之外,中华史学的外译也曾影响深远,如: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就曾翻译注释《史记》,他对中国的古代碑铭、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造诣颇深,依据《史记》翻译成法文的《西突厥史料》,100多年来在欧洲流传甚广,而后传入到土耳其,被土耳其汉学家涂逸珊教授译成土耳其文,成为土耳其考证历史的重要史料。

  晚清至民国时期,典籍外译的译者主体发生改变,虽然精通外文和西方文化的中国译者在当时并不多见,但典籍外译的主体却以中国学者为主。最具影响力的包括翻译大师辜鸿铭和苏曼殊,前者翻译了《大学》和《中庸》,后者则翻译了上百首中国古诗词;后期,林语堂也翻译了《兰亭集序》《东坡诗文选》等大量作品,甚至还直接用英文撰写了《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佳作;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了《红楼梦》《楚辞》《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优秀作品。这一时期典籍翻译总量虽不是太大,可大多数译作不但在中国翻译界被誉为传世经典,也广受西方读者欢迎。

  20世纪90年代初,以1995年《大中华文库》国家重大出版项目正式立项为标志,中国学者的典籍外译迎来了真正发展的春天。近20多年来,从先秦至近代涵盖各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大量中华经典文献被译为多种文字,一大批现代翻译学者包括刘殿爵、许渊冲、汪榕培、萧乾、叶君健、林戊荪、梁良兴、李士俊、王宏印、许均、何其莘等为典籍外译作出了重要贡献。典籍外译的专门性学术组织及研究中心也相继建立。如:全国典籍英译研究会(2011年后更名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学术研讨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届。

  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

  狭义的典籍是古代重要文献的总称;广义而言,典籍可用来泛指古代经典的图书。中华典籍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典籍的秉性更能体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人类文化的交流与互通需要典籍以不同语言形式传播。可见,中华典籍外译首要任务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世界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学术和话语地位。而且,典籍外译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推进的当下,典籍外译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历史使命。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典籍外译不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介的载体和方式,还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文化视角。“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复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复兴中、西方经济交往之路,也是复兴中、西文化沟通之路。典籍外译承载着增进不同文化的国家间交流与沟通的机会与路径,实现民心相通与心灵相通的重任。

  多渠道提升典籍域外传播质量

  近四十年来,无论是典籍外译译本的数量,还是典籍在海外传播的现状,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其中如译作的总体质量、典籍外译投入与产出比、典籍在海外的接受度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正因为这些不足,典籍外译工作需要从译文文本、受众需求、传播媒介等三个方面加以提升。

  强化翻译技能。典籍外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翻译与传播不但涉及语言学和传播学的范畴,还涉及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理论和基础。译文本体的准确性、精美性、可接受性既是评判典籍外译良莠的根本和前提,也是典籍能否在海外经久传播并被长期接受的基础。为达到这一基本要求,典籍外译的译者不但需要加强翻译技能和翻译素养的积累,更要加强中、外文化知识培养。

  重视受众需求。针对受众即读者的需求做更为精细化的市场调研对典籍传播工作至关重要。近年来,《大中华文库》在海外传播中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忽略了受众层级的分类;二是存在典籍的背景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融合度不足。海外孔子学院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国内的大量赠书,其中不乏装帧精美的典籍译本,这些译作由于受众群体过于局限,常被束之高阁或被藏于地库,无人问津。但现实的需求恰恰是,适合海外汉语推广浅显易懂的儿童版、青少版典籍故事是最为匮乏的。中国文化海外推广的实践表明,根据受众的需求就适合目的语文化的典籍进行遴选和分类,并编写不同版本的译本对典籍的传播至关重要。为克服这些困难,可从国家层面拟定激励海外汉学研究的政策,吸引更多的目的语国家的汉学家尤其是青年汉学家参与到中华典籍的外译工作中来。

  革新典籍传播的媒介和方式。典籍外译应充分利用当下高科技方法,不断创新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典籍外译的初心是为了海外传播。十余年来,海外500余所孔子学院及1000余所孔子课堂不但为海外汉语教学及中国文化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平台也正聚焦同各国学术界尤其是海外汉学界的合作与交流,成为典籍海外传播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当前中华典籍外译与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容量巨大、形式活泼,字、音、视频一体化的典籍网络应用程序(APP)陆续上线后,智能翻译器、AI机器人等都可以成为典籍海外传播的重要新载体。

  新模式下的中华典籍外译可以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浅析中华典籍外译历程与革新方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语言转向视域下本雅明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翻译哲学思想研究”(18YJAZH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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